翻译经典著作要坚持“中国化”导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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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经典著作要坚持“中国化”导向

时间 :2023-08-09 08:58:48 来源 : 金台资讯

张仲实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与传播，为后人留下近千万字的翻译成果和思想论著。“半世纪翻译经典著作，一辈子宣传马列主义”是他一生的生动写照。总结学好外语的五条经验

张仲实的翻译生涯始于莫斯科。五四运动后，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，领导渭北地区的学生运动，并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传播者。1926年，他进入上海大学读书，之后受派赴莫斯科学习，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，逐步开始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翻译与研究工作。

其实，在赴苏之前，张仲实并不识得俄语，甚至都不认识俄文字母。当他人忙着置办出国的衣物时，他用身上仅有的9元钱购买了一本日俄辞典——《露和大辞典》。这部辞典后来成为他“形影不离的俄语导师”。刚到苏联时，张仲实就意识到，要想学懂理论，必先学好俄语，而学俄语主要又得靠自学。于是，他一有空就学习俄文，即便是在周末，也要早起来到教室，关起门来看辞典、读俄文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1937年，张仲实在《我学习俄语的经验》中详细介绍了自己学习外语的经验，他说：“第一，手边一定要有一本好的辞典；第二，自己要有恒心，能耐烦地去时时翻辞典。能具备这两个条件，定可保证你成功。”后来，张仲实还进一步总结出学好外语的五条经验：一是下苦功、要勤学，每日必须拿出一定时间进行自修；二是多读多看，看外文报纸上的简短消息或杂志上的短文章，读浅近的小册子或书籍；三是要搞通文法、掌握这个语文的规律；四是要勤查字典，吃透词的涵义；五是练习作些翻译，可采用“对译”方法，先由外文译为俄文，然后再把俄文译成外文。

经过不断努力学习，张仲实的俄语水平进步惊人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迅速提高。1928年，他与张闻天、博古等人一起被编入翻译班，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翻译。在苏联留学期间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俄文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，为日后从事翻译和理论研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。

提出研读马恩经典原著的方法

20世纪30年代，张仲实在上海、武汉、重庆和新疆等地研究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，他完成的上百篇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译作在《时事类编》《世界知识》和《大众生活》等刊物上发表，在思想舆论界产生广泛影响。

1940年5月底，张仲实到达延安，由此迎来了翻译生涯的“黄金期”。在延安，他先后担任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、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、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等职务，负责编译出版《马恩选集》《列宁选集》。他还常到陕北公学、抗大和中国女子大学等院校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。王震回忆，“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，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，在偏僻的山沟里，我们的许多同志不管条件如何艰苦，都如饥似渴地读马列主义的书，其中就有张仲实同志编译的”。

为了配合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，张仲实专门撰文向广大党员干部介绍研读经典之法。比如，为鼓励大家读原著，他特意引用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来说明“学原著”的重要性：“要从原著里去研究这学说，而不要向复述者学习。”针对一些党员读不懂《资本论》的情况，张仲实在《怎样研究〈资本论〉》中提出了一些建议。例如，研读前可以根据马克思、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，了解一些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和方法；研读时，不用担心有些地方可能一下子难以理解，重点是要努力去领悟马克思的术语和他的叙述文体；读经典著作要多次反复且深入思考，才能领略真谛。他还强调，“列宁很熟悉马克思，他把他的作品读好几遍，读了再读”。心急是有害的，深刻地通晓理论，不是“简单地阅读或死记几页，而要彻底理解读过的，把它加以深思，融会贯通”。

将翻译工作与理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，是张仲实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重要心得。他认为，翻译工作者只有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，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和翻译水平，才能把相关著作翻译准确。

将理论研究与中国现实相结合

张仲实主张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，认为中国共产党人“精通创造性的马列主义”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。他列举“马克思主义俄国化”的例子加以说明：与孟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弄成“表面的类比和玩弄引证的教条”所不同，列宁并不把马克思主义“视作教条，而以先进科学底代表者，估计新的历史经验，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底理论”。在张仲实看来，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《论新阶段》和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著作是“中国的最优秀的真正马列主义的作品”。

张仲实从事翻译长达半个多世纪，有很多优秀的作品。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，为了让广大党员干部尽快适应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党中央拟定了一个学习理论的“干部必读”书目，共有12本。其中《列宁斯大林论中国》《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》和《社会发展简史》均由张仲实编译，同时他还是《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》的参编者之一。毛泽东在会上强调：“如果在三年之内，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，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，那就很好。”这套丛书成为当时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备读物。1953年，中共中央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，以便有计划、分步骤、成体系地译出相关理论书籍。张仲实长期担任该局副局长，由始至终，兢兢业业，还亲自审定了一些译稿。经过多年努力，《斯大林全集》《列宁全集》和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相继出版，为党的理论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。此外，张仲实还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，撰写了诸如《马克思恩格斯传略》《列宁传略》之类的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普及性读本，受到各方好评。

张仲实在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和传播过程中，形成了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，值得后世继承发扬。在他看来，熟练掌握外语是翻译工作的基础，而学好外语有赖于“勤学”和“对译”。在此基础上，翻译者要坚持理论研究，深入了解中西方文化，以求得思想文化层面的“融通”。更重要的是，翻译经典著作要坚持“中国化”导向，使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更好结合起来，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。

学人小传

张仲实 (1903—1987年)，原名张安人，陕西陇县人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、翻译家、出版家。翻译作品主要包括：斯大林《论民族问题》、恩格斯《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及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、普列汉诺夫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》、列昂节夫《政治经济学讲话》、拉比杜斯与奥斯特维强诺夫合著《政治经济学教程》以及《马克思恩格斯传略》《列宁传略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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